这种井田制下的集体劳作，在村社中仍旧有很强的残余，既然这样，是不是可以直接跳到泗上这种模式？
譬如在村社中宣传鼓动，直接发动暴动、利用宋国大量失地农民集结于城邑的现实，直接暴动夺权，通过刺杀贵族、武装农夫的方式，一步到位。
对此，农家和泗上是有过沟通的，但泗上的态度很明确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，一度闹的农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很不愉快。
适也苦心孤诣地和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谈过，说泗上的情况是不可复制的。
其一，墨家在起事之初，就有四五百集结了天下精华的底子。
其二，当年魏楚争霸、齐越相争，为墨家在泗上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。
其三，墨家是先解放了大量的自耕农，分给他们土地之后，再逐步利用利诱使他们选择了合作制度。
其四，依靠少数人阴谋刺杀之类的办法，并不能够解决问题。
泗上的意见是既然现在泗上已经开始了建设，不如农家的人在泗上一同合作，依靠泗上的军力物力，逐步发展。
但农家的人并不同意，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来临，在宋国完全可以干出一番大事，对天下农夫怀有极大的幻想，认为他们振臂高呼必然云集响应。
泗上则认为农夫被困于土地上，数百年的制度之下，他们的见识注定了不可能一呼百应，这纯粹是空想。只能通过泗上模式，利用政权建设和军事武装，一点点转化发展。
而且对于农家在夺权之后的计划，墨家也全然不同意：重农抑商，标准物价，甚至于反对靠近泗上的大量经营性的大片土地。
双方的分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，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但却无法解决的分歧。
即，墨家所谓的九重乐土之说，就宋国泗上附近这种模式的一重，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？
包括土地兼并经营、工商业雇工发展谋利种种，是不是一定要经历？可不可以直接一步到位，利用村社公田制度的残余，直接跳到土地归民众集体所有的这一步？
旧时代有苦难，新时代也一样。
就像是那些因为失去土地被迫逃亡泗上的农夫一样，问问他们，喜欢在城邑做佣工吗？他们当然不愿意，他们更希望有一份自己的土地。
甚至于不少人感慨：还不如回到礼法时代呢，最起码那时候自己还能安稳地做个农奴，耕种公田之余还能保障自己的土地所有，土地不准售卖。
到现在，田亩变革，宋国的土地可以买卖了，富者阡陌相连、贫者无立锥之地，没得办法，只好逃亡泗上来做工开垦。
农家看到了这种苦难，也从之前的苦难中吸取了教训，震聋发挥地喊出了十足空想的“市贾不二价、劳动量为等价物交换、土地归天下人所有耕者有其田”的口号，然而注定了他们的口号是要失败的。
而且稍有不慎，反倒会被君王利用，成为重农抑商的思想来源。
之前农家在宋国发展迅猛，甚至于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。
即取缔当年为了宋国将来内乱的君子院和庶民院之别，所有人都可以推选贤人按照人口比例进入询政院；土地归属于全体宋国民众所有；限定最高物价；甚至极为激进地喊出了一个“在真正平等之下国人共政的土地公有的宋国”的口号。
论起来如今墨家的思想和农家的思想，看似很像，实际上早已经分道扬镳，墨家现在是宁可走最残酷的现实，也不走看似美好没有物质基础的空想，并且一直在论证这一重乐土发展的必然性。
只听口号，似乎和墨家很像，但考究细节，又全然不同。
原本农家的计划，是利用戴氏和皇父氏的矛盾，趁着询政院重选的机会，一举夺权，实行变革。
然而事起突然，农家的计划旁落，墨家既然选择了动手和出兵，农家也立刻响应。
因为墨家不准备直接管辖宋国，加上宋国的局面造就了大量的支持农家的人口为基础，所以这一次农家在宋国的势力更加牢固。
墨家的想法，则是既然农家在宋国的势力已成，那么宋国的局面就要分开来看。
靠近泗上的地区，萌芽已经出现，而且迅猛发展，旧制度所剩无几，而且为泗上源源不断地提供粮食、廉价劳力和原材料，宋国东部是不能动的。
远离泗上的地区，萌芽还未萌生，贵族以及依附于贵族的商人压迫民众太苦，那里的旧时代残余也最深，正适合农家这样暴烈的手段彻底扫清。
而且想的就是让宋国成为一个个自治的联合体，农家既然不认可泗上的路线，那就不如做盟友去宋国发展，借他们的力量扫清宋国西部的旧时代残余，又保留东部的新时代萌芽。
因而当砀山城破之后不久，农家学派的领袖许析就再度被邀请，连同其余学派的一些人一起参加一次晚宴，商讨一下宋国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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